自六十年前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随着碳十四测年数据的不断修正，对这里是不是夏墟的争议就从未停息过，似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学术论争的范畴。本文以孙庆伟先生的讲座和新作为切入点，展现了一个关心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普通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视角，不知能否推动学术问题回归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
年8月31日，笔者在广东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聆听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副院长题为“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的学术讲座，孙先生在讲座中回顾了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介绍了自己研究夏文化的一些新思路、新收获，对后学启发良多。孙先生曾将寻找夏文化定位为“夏商周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最核心的使命”1。他迎难而上，勇于挑战重大课题，试图突破旧有研究藩篱的学术精神令人钦佩。不过，对孙先生在讲座中表述出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观点，个人亦有若干商榷之处。最近笔者又拜读了孙先生的大作《鼏宅禹迹》（以下简称《鼏》书），特结合听讲与掩卷之余的所思所惑，草成此文，求教于孙先生，唐突之处，还望海涵。
*1.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前言第2页。
引言我们是否需要比司马迁“聪明”？
也许是考虑到讲座的公共性，为了调动听众，孙院长在讲座伊始就专门介绍了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的夏史记载，针对民国以降“疑古派”对上古历史真实性的质疑，他特别强调了司马迁《史记》一书的权威性：既然中国的“历史之父”司马迁对夏王朝的史事言之凿凿，我们后人聪明不如太史公，所见的材料又不如他多，又有什么资格去质疑呢？然而不能不注意的是，在悠悠历史长河中，我们离太史公年代的距离，恰与他去传说中夏代开国年代的距离相近，这样悬远的时空距离对记载准确度、可信度的影响难免令人担忧，而聪明又是一个难以度量短长的提法。这里我们暂且不论今人与古人谁“聪明”，有赖于历代特别是近代以来历史学和科学的考古发掘与整理研究带来的学术积累，至少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今人研究先秦史，不必比司马迁“聪明”。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就可以轻易地指出《史记》中的谬误之处，假如我们有机会“穿越”回古代，我们掌握的文理知识肯定会让最博学的古人也叹为观止。今人吸收了几千年来无数学者艰辛耕耘出的学术成果，我们看得远不是因为我们比司马迁“个子高”，而是我们站在一代代前辈学人的肩膀上。所以，我们与司马迁谁更“聪明”是一个无谓的问题，与我们能否质疑前人，能否质疑传世文献，能否探索先秦文明没有关系。学术研究是经得起质疑的，而正是在不断的质疑与验证的挑战中才得到发展。在一场公共学术讲座上，开篇做这样的表述，恐怕有悖于学术研究的根本精神，窃以为是不妥的。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笔者秉承“学贵有疑”的古训，呈上四点商榷之言，不敢妄期引玉之效。
商榷一文献中对夏王朝的记载是否可靠？
众所周知，早熟和延绵的历史书写传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这些浩繁的文献材料为学者探索历史真相，重建文明发展的道路提供了极大的助力。虽然目前传世文献尚没有确切能够追溯到西周之前的，但东周秦汉去上古不远，在这一时段成书的文献中保留了不少关于夏商乃至远古时期的记载，这些记载作为司马迁《夏本纪》和《殷本纪》的主要来源，也是今日学者探讨夏商历史的基本材料。随着20世纪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殷商都邑遗址和大量出土的甲骨文让殷商王朝从太史公模糊减省的文字记载背后走了出来，得到了中外学界的广泛认可。然而，对夏王朝（或者说考古学意义上的夏文化）的系统探索，如果以年徐旭生先生对豫西“夏墟”的考察为起点1，那么至今已近60年，目前呈现出的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悬案”，用孙先生的话说，即中国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在夏文化探索即将满一甲子的今天，孙庆伟先生的夏研究，又是基于怎么样的方法和理路呢？以笔者的听讲和阅读感受，孙先生的夏文化探索一言以蔽之，其立足点是“信古”，即相信以《史记》为核心的传世文献对夏王朝的记载，特别是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大致起讫时间与主要史事，然后在这一给定时空范围内，寻找能够与之对应的考古材料与现象，从而让文献中的夏王朝“落地”，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考古学意义上的夏文化，由此解决这一“哥德巴赫猜想”。那么首先我们不禁要问，孙先生何以有信心把先秦文献对夏王朝的记载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1.孙庆伟，《追迹三代》，第43页。
孙先生在讲座中特别提到先秦文献对大禹治水事迹高度一致的记载，认为这表明大禹治水是先民的共同记忆，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1。了解先秦文献学的朋友都知道，先秦文献形成与流传的过程十分复杂，特别是随着过去几十年来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证明了早期文本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学界之前的认识。一方面，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颇多吻合，充分说明了“中国早期文献确有其稳定性的品质”。不过，“这只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一种形态，其不确定性、可质疑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2。在这里，我们不必诉诸复杂的文本分析，仅从日常经验上看，众口一词未必一定是真相，往往只能证明这段记载（或说法）具有高度的同源性。举一个今日的媒体传播实例：当事方（人）为某一个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他所作的事件声明随后被各种媒体转载，充斥报端与网络。然而，这种量的堆积并无佐证事件真实性的意义，其真实性仅仅取决于最早的信息源（母本）是否忠于事实。而且，从目前的考古学和古文学学证据看，上古中国（春秋以前）的历史书写是被上层阶层所垄断3，这样就为一种“话语霸权”创造了空间，为有意识地构建“文化记忆”提供了便利。特别有趣的是，传世文献中对大禹和夏王朝故事的“层累性”堆积的过程恰恰与从“回忆文化”到“记忆文化”，再到最终完成“文化认同与政治想象”的文化形态形成过程相吻合4。正如民国时期的“疑古派”已经指出的，对上古历史事件与帝王谱系的记录，恰恰在东周秦汉时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联系到当时社会的剧烈动荡与转型，不难揣测当时人对上古历史的“追记”中包含了多少真实的成本5。诸子百家和纵横策士为了推销自己的学说与主张，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一堆真假难辨、互相出入的上古故事6。由此可见，不加辨析地使用文献材料，把后续的研究全部押宝在这一根基之上，是颇为冒险的尝试。有趣的是，孙先生早年研究两周用玉制度时，已经注意到对出土和传世文献的谨慎使用7。
*1.国内学者倾向于结合古地质学研究，找寻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大洪水记录。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洪水神话在世界早期文明中的普遍存在，也许将这一故事视为末次冰期大洪水的遥远记忆也是一个颇有合理性的方案。而从治水英雄到原史王朝创始人的转变，其背后更像是一种提升政权法理性的手段。关于世界各早期文明洪水神话的比较和中国洪水神话的概况，见MarkEdwardLewis《TheFloodMythsofEarlyChina》，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年，第1-20页。黄河中游地区虽然整体地势较为平坦，但丘陵与低矮山地间有分布，不同于两河与埃及的地理特征，此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原地区城镇选址有着“择高而建”的特点，是否会面临末世性的大洪水，还需要商榷。最后，新石器时代晚期黄土区的气候特征，温暖潮湿的传统观点也受到了古气象学和古生物学研究的质疑，这也削弱了末世级别大洪水的可能性。关于中原早期城邑的选址见张国硕《中原地区早期城市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年，第77-78页；关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气候特征，见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华书局，年，第19-26页。
*2.刘跃进《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见刘跃进、程苏东主编，《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中华书局，年，第7页。
*3.对于夏商西周时期文字功能与普及情况，囿于材料，国内学者对此的讨论似乎不多，西方学者结合比较史学的研究提出观点各异的看法，见夏含夷《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16-22页。
*4.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5.关于上古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总体上的探讨见艾兰《世袭与禅让》，商务印书馆，年，第7-28页；
*6.即便是对文献的解读，也需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深入文本情景中分析其书写背景，一个颇有启发性的案例研究见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7.例如他说“虽然在传世和出土文献中有关于周代用玉制度的记载，但过于零散而且多出于后人的追记，据此远不足以了解周代用玉的全貌。”见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绪论第4页。
以上我们概观了夏史文献形成的特点与时代背景，下面就夏史文献的两个核心问题略加探讨，即系年与都邑。需要说明的是，在《鼏》书第一章“夏史考索”中，孙先生细分成系年、都邑、族氏、史事四节，这里我简化成系年与都邑两大问题，是因为这二者是族氏与史事得以依存的基础。首先我们来检视系年问题。关于夏史的许多文献都记录了夏代的积年和世系，而这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考覈其合理性的材料。例如对于较为通行的十四世十七王共年的记载，孙先生也援引了刘绪的观点，后者认为每世近34年，“不合情理”。对此，孙先生给出的调和方案是，排除禹、启、后芬、后芒四位文献记载在位超长的君王（合计年），由其余13王均摊剩下的年，得出人均约22年的“合理范围”1。我们姑且先不讨论四位在位超长的君王是否可信，人均22年的统治在上古之世也是难以成立的。以帝制时期最后的清王朝为例，后者无论是政权更迭的平稳程度，还是相对的生活和医疗水平，都远远超过前代，排除宣统逊位的特殊情况，我们从福临继位算到光绪驾崩，期间共年。仿效孙先生的调和方案，排除在位时间超长的康熙、乾隆二帝，那么其余7帝合计年，人均在位不过20.5年。此外，上述清帝均为父子辈，而在所谓夏王朝的世系中，尚有同辈先后为君者，可见其世系和年代均大为可疑2。最后还要说明的，即便是文献中的夏代积年，也远没有达成一致，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竹书纪年》就声称“夏年多殷”，而殷商积年目前也只有一个初步的框架，如果依据文献而坚持“信古”立场，特别是考虑到后续研究极度依仗这一积年框架，那么只是简单比较夏商世系长短，便得出“‘夏年多殷说’可靠性较小”的结论3，完全不考虑记载有阙的情况，恐怕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草率的。
*1.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14页。
*2.以古埃及与夏代年代相近的第十一和第十二王朝为例，两个王朝合计15君年，人均24年，倒是很接近孙先生给夏世系开出的“合理范围”，然而这15位法老中有在位49年的IntefII，在位51年的MontuhotepII，45年的SenwosretI和35年的AmenemhatII，排除这四位之外，人均仅为16.4年，而且第十一、十二王朝的世系是有墓葬和碑铭提供一个较为准确的框架的。关于古埃及第十一、十二王朝的积年与世系，见JohnRomer《AHistoryofAncientEgypt（Volumn2）》，ThomasDunneBooks，年，Chronology。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进入历史时期的西周（～BC），周王平均在位年数（人均22.9年）是明显超过年代接近的古埃及第21和22王朝（～BC，人均19.6年）与新亚述帝国（～BC，人均16.8年）的，这一现象应该是由于古埃及发生了王朝更迭，而新亚述始终处于不断的征伐状态中。但是西周王朝无论统治结构还是内部稳定程度均非文献中的夏王朝所能企及的，以西周平均王年讨论夏积年的合理性，是不足为据的。关于古埃及第21、22王朝的积年和世系，见TobyWilkinson《TheRiseandFallofAncientEgypt》，RandomHouse，年，Timeline；关于新亚述帝国的积年和世系，见MarioLiverani《TheAncientNearEast：HistorySocietyandEconomy》，Routledge，年，第页。
*3.孙庆伟，《鼏宅禹迹》，第16页。
图1.目前公认的夏代世系表（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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