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主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研讨会议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于年11月21-22日在上海大学成功举办。
在21日上午的会议开场致辞中，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周大鸣对本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重建40年研讨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认为以“强国、强学、强人”为重要旨趣的人类学学科在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中任重而道远。
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亦农教授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中国人类学面临的两个分离困境：第一，人类学作为一个西方诞生的学科本身年龄就不长，再传到中国来就会面临一个所谓的本土化的问题。此处的“中国”作为一个田野还是一种方法，对此可以展开讨论。第二，就可见的困境或者分离而言，人类学专业自身面临着中国本土内部的争议，类似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的关系，在国内已有一定研究基础并值得继续探讨。
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葛希芝回顾了中国人类学四十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其中在强调文化研究重要性的同时，她提出也应赋予环境观察、生态、城市规划等实际的物理变化对所研究人群之实际意义。思考这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制度是如何以一种其称之为缓慢民主的方式前进的，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对此她详细解释了这一缓慢民主的方式进程，肯定其推动社会向新的方向发展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她对中国人类学四十年在农村知识生产领域中所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并表达对中国新生代的人类学者在新阶段工作的殷切希望。
已故厦门大学人类学系陈国强教授为中国人类学重建做出重要贡献。其子陈华毅在开幕致辞中表达了对重建新时期的人类学学科研究的期待和关切。老一辈人类学家们在中国人类学发展道路上铺设一砖一瓦，年轻的人类学家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在研究与发展的道路上，学者们不会“背靠大树好乘凉”，相反，勇往直前不辞辛苦的精神属于中国人类学工作者们。
一、中国人类学重建早期的起飞之路
历时六年的国家社科课题“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民族志实践与书写研究”结题，课题负责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马丹丹的主题发言“中国人类学重建早期的起飞之路”又是结题报告。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为了解人类学重建的早期历史，她走访了南、北人类学基地，得到了来自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以及北京等全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师长和学界同仁的帮助和支持。
结题报告从五个阶段梳理中国人类学学科从早期重建至当前时期的发展脉络和成长轨迹，探索中国人类学重建早期阶段艰难而曲折的发轫历程。她将早期阶段划分为遥看草色近却无、蛰伏和国际化渗透与共生，直到三大团队引领的田野回访，才实现了早期阶段的起飞。年中美学术交流取得初步成果，第一批美国人类学家进入中国大陆，欣喜惊奇地打量大陆正在发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中国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武雅士、波特、施坚雅等人均延续或开拓了他们的田野路径和问题意识。体质人类学对于人类学学科的支持是不容忽视的，费孝通的“三科并立”思想也对人类学的学科复兴起到及其重要的支持作用。至年四大分支的学科架构渐渐瓦解，体质人类学的应用性地位下降，都市人类学异军突起，证明了其优越的工具价值。阮西湖以都市人类学为切入口，促进学科的国际化接轨，周大鸣上书教育部为人类学一级学科“请命”推动了学科的世俗化。在童恩正、和少英等人的努力下，“民族识别”支配的民族史范式悄然松动，为学术思想的解放迈开了一小步。国际学术环境的接触与渗透，往往对本土化的发酵、意识唤醒起到外部刺激的作用。与此同时，本土化的逻辑自洽之所以能完成学术传统的交接、传承和延续，充满意外和偶然，与国际化的“染指”紧密结合。以周大鸣、庄孔韶和王铭铭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将“田野回访”作为学术再生产为代表，尤其是庄孔韶团队开展的长时段“金翼”回访工作，从一般的理论对话进入到了探索表征多样化的可能。在田野回访经久不衰的再生产趋势中，性别视角也在逐渐呈现。-年，尹绍亭牵头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走过了十个年头，通过引入美国同行的“基于社区”实践和地方史“数字档案”项目成果，在比较中她建立了得与失的评估体系，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早期的国际化交流倾向于单向度的接受、改造，随着交流条件的改善和渠道拓展，一种新的汇聚（assemblage）正在形成。中国人类学者参与到共同的学术命题中贡献自己的知识生产、洞见和发现，“去本土化”意味着探索的道路上对知识盲点（blindspot）的不断触碰，同行意识的不断激发与借鉴。建立在共生的基础上，本土化作为材料，而不是方法，从而为研究提供动力。
最后她总结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值得探讨的六点问题。一、都市人类学取得长足的发展。二、理论范式的交锋产生妙趣横生的文化的解释的多种可能性。三、人类学的体和用的关系。四、学科弹性。五、技术支持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六、介入还是不介入，这是个问题。这六点问题集中表达了对当下民族志实践与理论思潮动向的学科批判语言的可能性。关于学科弹性，她指出学科弹性是学科品格的双刃剑，它塑造了人类学与时俱进的品格，但是又掩盖了根基薄弱的事实，它与修辞转换和国际人类学思潮变化相关。为此她提出要有一种新的转译者，要在国际化信息获得和筛选机制上在盲点区域产生破坏、创造和革新契机，并重新回到西方人类学理论史的介绍翻译。而回到民族志实践经验和表征范畴，她发现在“写文化”的破坏性创造的影响下，民族志者因为强烈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产生了畏惧亲密的田野关系、畏惧权力不平等视野下作者权威批判而耽于反思、不敢介入的犬儒氛围。相较于年代完成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作品，年以后的作品虽然在个体经验的多样性方面有所开拓和延伸，但是失去了年代有志于宏大叙事的而且不失社会变迁质感的民族志整体视野，反而加速了细枝末节的碎片化叙事趋势，在后现代的影响下，表征与权力的关系反复检视，看似是写文化催生的民族志多样化书写风格的到来，但是也在腐蚀民族志文本原本就不甚稳固的政治经济基石。
正如在马丹丹的报告中，体质人类学在人类学重建早期扮演了急先锋的盟友角色，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张先清继续讨论人类学四大分支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曲折命运。这一学科制度设计彰显出整体主义视角，但是在落地过程往往遭遇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尤其涉及学科内部如何调和配置不均衡的紧张关系。他强调多年以来人类学界区隔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然而对于一个不太强大的学科来说，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因此，人类学内部应该更加注重沟通与包容，并且还应处理好四分支的关系。一、张力与分歧。他介绍了林惠祥的学术传承谱系以及给厦大人类学系打下的四分支烙印：“系、馆、所三位一体”。他纠正了马丹丹所说打上“进化论标签”的林惠祥说法。Robert发现即使是博厄斯时期的整体主义也从未存在过，这是一个神话而不是现实。二、人类学四分支的学科团队建设已初具规模。他指出如果今天的人类学在现实当中没有形成整体，那么它应该是整体的，我们应该继续谈整体论，即使是我们在试图走这条路时遇到了挫折，我们也是要坚持这条路。因此，人类学内部应该更加注重沟通与包容，处理好四分支的关系。多学科协作与重新拉回“整体人类学”之路，也许才是“新”人类学的真正目标。坚持四分支的理想在厦大的经历无疑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面对不被理解的学科理想的现实，制度设计者和学科规划“工程师”的孤独也在不言间。
何国强带领他的团队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秋那桶的阿龙怒族（左图）和贡山县独龙江乡巴坡的独龙族（右图）从事体质测量。人类学四分支学科设置不仅仅是理想，也是人类学“学徒期”训练体系，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何国强身上有着现身说法。-年读博期间，在黄欣美的联络下，吴汝康多次受邀来中大讲学，何国强在《体质人类学》课上获得坚实的基础，“后来从事贵州与青藏高原的民族调查，曾带着测量工具下田野，测量了贵州黑衣苗族、川藏交界金沙江地区的三岩藏族，滇藏交界的怒族、独龙族与傈僳族”。他认为围绕着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的学科体系发展这根主线，无论是个人还是学科，都应该照五次镜子：一是理论照实际的镜子。人类学学科理论差的是实际，通过照镜子能够发现差距。第二是汉族的研究应该去照一下少数民族研究的镜子，或者反过来互相照一下镜子。第三是中国照向外国的镜子。他指出一定要照一下国际同行在这个定位中的镜子，要知道他们的积累、观点和异见。第四是四个分支要互相照一照，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这三个分支其研究对象和文化人类学是不一样的。他指出胡鸿保等人撰写的《中国人类学史》以文化人类学为主轴，几乎没有提及体质人类学等三分支，这是一个问题。第五是现代照过去。人类学系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单学科结合其他学科，例如历史人类学就是对“有文字社会”的方法论回应；另一方面由于学者大部分是汉族，研究少数民族一定要做田野调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王建民主要就中国人类学学派的问题展开讨论。他指出学派是作为一种关于科学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和支持，包含着理论方法论、话语表述方式、学术领袖和团队成员、研究规范、系列学术作品乃至于专业教学设计以及模板。要谨慎对待学派问题。关于“中国学派”内部的纠结和叙述理论研讨的困境，他认为如果要实现知识体系的对话，就应当进行中国历代学术史料和资料的整理，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财富。他提出“在中国研究实践当中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历史人类学也作为一个分支来看待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关着门讲中国故事”是不行的，只按照中国固有学术理论做研究也很难成为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人类学学术流派。对此，应当既反对简单的套用西方理论，又反对只是“讲中国的事”自说自话。为此他建议深入、扎实地进行田野民族志，是建立学派的可作为之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学派建立的实践取向。所谓田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档案史料田野，二是学科史田野。王建民用田野去回答学派涉及历史传统和时代需求等复杂现实，用学术对话来保持学科的开放性和学科边界弥合的可能性，表现出保守稳健而不乏自我改良的学科史进取态度。
王建民线上发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海洋深入探讨了学科史研究当中应该克服内卷化的问题。学科史的内卷化有四个表现：一、社会人类学化，也就是它重社会轻文化，讨论的概念如“社会体系”、“跨体系社会”，基本上不涉及到文化、人性。二、人类学者对于体质、考古、语言这一方面研究的成果不敏感，一个学科没有办法从事所有的研究，但是我们的脑子里不能缺少对这些成果的消化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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