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期开始，明经学堂将陆续推出「学人访谈」栏目。本栏目将借助访谈的形式，展现学者个人的学术经历与思想脉络，以期对学术怀有憧憬的读者有所裨益。
孙
玮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媒介文化研究、城市传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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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研究和讲座中，哲学色彩和思辨成分非常浓厚。您为什么会选择借助哲学而非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来阐释自己的研究？
孙玮：一是和我在复旦接受的新闻传播教育有关。80年代初，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设置有大量的人文社科基础课，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南大应该也是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性大学就是要打通各种知识。
在当时的氛围里，学新闻的和学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同学在一起交流，你能感觉到他是从哪个角度（来理解问题），比如说我有一个哲学系的博士同学研究福柯，他就会说，福柯是怎么看待媒介和传播的，这可能就会给我一个刺激。新闻、传播、媒介关联的方面特别多，我们不能像以前只是（研究）实务操作。
其次可能和我自己的偏好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媒介是我个人的偏好，或者说所长。选择这样一种路径不是偶然的，我自己体会更深的可能就是两点：第一，哲学的研究路径尺度更大，比如说斯蒂格勒会从“人类走出伊甸园”开始论述，恰好我自己的思维就是比较偏大的，然后在具体的经验层面，打一个不正确的标签，我拥有一种敏感性，比如会去观察人家如何用手机；第二，多元的视角，哲学是综合的，会涉及到物理学的时间、空间，也会涉及到政治学，我觉得它的视角更丰富、多元。而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可能是在中观层面有比较精准、比较集中的尺度，所以可能有这样一些差异。
我想补充的是，新闻传播学需要不同的视角，不是说人文的更好，社科的差。一个学科要繁荣、要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就是要有不同的视角进去。现在连做文学的也要运用计算机，比如研究《红楼梦》中黛玉出现过几次。我们现在不是视角太多，而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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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我拍故我在》一文中，提到了“拍照不上传，不能叫打卡”这样一句经验性的话语，这成为了您贯通理论的思想火花。这种对理论具有启发性的个人经验或者体会，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统计数据、访谈文本等经验材料不同，您如何理解这两种经验的差异？
孙玮：这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人文思辨的研究和社科研究的区分。我自己的硕士、博士，尤其是硕士同学，一定要求他们有社科的经验，比如访谈、焦点小组，然后线上文本、线下材料。如果要研究咖啡馆，就要去线下观察。因为人文思辨的那种经验很难把握。
我觉得学新闻传播学的同学，尤其是硕士，在开始还是要去积累一些扎实的经验，然后学着去把握。人文主要是靠阐释，但是人文的阐释也不完全就是从理论到理论，天天读书肯定不行，所以我自己不停地去刷阿里、腾讯，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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