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理平
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要目
一、身份识别：开启数字化生存之门
二、从意识到行为的身体操控
三、拥抱还是拒绝：智能时代的生存之感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智能生物识别技术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身份识别技术。智能生物识别技术通过对生命体指纹、声纹、虹膜等生物特征信息的分析比对，可以准确、快速地进行身份识别，并在社会治理和商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生命体的生物特征具有唯一性和永久性等特征，被智能生物技术识别的生物特征信息一旦处置不当，会导致无法救济的困境。文章通过对智能生物识别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操控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分析，探寻平衡智能生物识别技术应用与公民隐私保护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路径。
身份识别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基础，在熟人社会，则是不同成员彼此交往和分工合作的基础。费孝通先生认为人们在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而中国社会“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即形成所谓的“差序格局”。其实，无论是“架子”还是“差序格局”，人们在交往开始时彼此之间必须有某种身份认知。即使是团体中素不相识的人，也应该知道对方在团体中的地位和工作角色。数字化生存时代，即使是网络中的匿名交往对象，个体对对方的身份也会存在身份认知——一个倾听者或交流者。就微观个体活动而言，加入或接纳加入者发生社会关系需要身份识别；就宏观社会治理而言，社会有序运行必须进行不同方式的身份识别。可供识别不同个体的符号多种多样，而生物特征在所有符号中最具基础性、根本性。从隐私保护的视角看，生物特征亦是公民的核心隐私。
一、身份识别：开启数字化生存之门
唯一性：生物特征的核心价值
生命体的生物特征体现的是个人的生物符号而非社会符号。在传统的身份识别过程中，社会符号（如身份证、工作证、单位证明等）是个人身份识别最为实用和流行的符号，这些符号从理论上讲具有唯一性，例如，一个人只能有一个身份证号码，或者说一个身份证号码只能对应一个社会成员。但是，故意伪造或失误却会造成这种唯一性的丢失。生物符号则完全不同，它是由生命体的生理特征（指纹、声纹、人脸、虹膜、热谱图、静脉、体味等）或行为特征（如声音、打字的速率、步态等）构成，很难丢失或伪造，具有典型的唯一性。不同生命体的生物特征是把彼此区分开来的标志。每一个生命体的生物特征相对有限，一旦提供可供智能生物识别技术识别的特征（信息），则意味着提供了身份识别的永久信息，这同时也就意味个人的身份会被永久识别。
讨论生物特征保护的终极意义在于对人类尊严的维护。生物特征的独特性保证了生命体自身独特性的存在，但这种独特性并不意味着个体会习惯于孤独。恰恰相反，人的社会性决定了生命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特征，通过社会性的交往过程，个人的尊严价值得到他人与自我的认知。“有些科学家通过研究证实，人类相互之间形成的连接是保证物种生存的关键所在。”“人类生存的状态与人际互动关系的质量紧密相关，每个人只有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环境中生活，才能获得更多健康成长的机会，并且让自我的生命能量不断得到壮大。”这就意味着，生命体获得尊严的状况，与生命体的能量壮大和生存状态紧密相关。所以，我们经常把“过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生命体在提供供智能生物识别技术识别的任何一次生物特征隐私信息时，都是一次高度信任的输出，同时期待着对方能严格守护承诺。
生物特征的唯一性为智能生物识别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智能生物识别技术通过对采集到的生物特征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处理，对不同生命体进行区分。通过这种严格有效的身份识别区分，可以在电子商务、电子银行、在线支付、访问控制乃至边防和犯罪调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脸识别等智能生物识别技术在疫情流调和防控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即是一个例证。即便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刷脸实现无线支付或乘车、乘机等也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生活日常。而所有这些智能生物识别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借助的正是生命体生物特征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的可靠程度，是社会性符号（信息）难以比拟的。如果生物特征不具备唯一性，这种新技术必定难以推广。即使强行推广，也将会带来诸多混乱和不适。
身份识别中的贴心服务
前数字化时代，“受众至上”理念不仅被媒体广为宣传和普遍实践，也被商家普遍推崇。数字化时代，“受众”变身“用户”，两者身份具有一致性，但我们已经渐渐鲜见“用户至上”的口号了。这样的转变，并不是数字化社会中网络平台（电商企业）不再重视用户的需求，而是继续竭尽全力探寻和预测用户的需求并尽力提供“个性化服务”，但是不再对用户需求满足的努力广而告之。这样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进入智媒时代，万物互联，智媒天下，我们发现生活中那些令人烦琐的事情，依靠一部智能手机，变得越来越方便：某个时间节点打开打车软件，手机上自动跳出的目的地恰好是你要去的地方；四季变迁，要买件适季服装，打开某宝、某东，恰好有相应的应季服装推荐，并且是你喜欢的蓝色；点开网站，被推送的恰好是你喜欢的体育新闻……从物质到精神，手机几乎可以快速地满足人们的一切需求，这正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功能之一：充分挖掘和预测用户的需求并提供可以满足这些需求的信息服务。亚马逊较之传统百货的优势之一是拥有顾客全面的信息：某用户近日买了一台数码相机和玩具，同一地址的另一用户买了婴儿洗浴液，于是，亚马逊会判断两个用户可能是一家人，他们可能对在线冲印照片有兴趣。与美国个人住宅信息网站关联，可以了解他们的住房价值以及他们的收入水平……越来越多的大数据和越来越多的智能预测，让用户的需求不仅可以被超前了解，也有了超前满足的可能性。这对电商企业而言无疑是一次需求发现的革命性进步和业绩提升里程碑式的跨越。对用户而言，这种建立在信息收集“知情同意”隐私政策上的贴心服务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尊崇”满足和“畅享”体验。但是，潜存于“知情同意”和“贴心”之后的隐私风险，却往往被有意无意忽略。因为，一方面，用户太喜欢和习惯这样的智能服务了。另一方面，“一些应用已成为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数据主体没有真正的自主选择权，只能被动地同意格式化的隐私政策”。“同意只是现有构架中形式性的选择自由，实质性的数据自决并没有被嵌入大数据模式。”这就意味着看似行之有效的“知情同意原则，在真正的实践过程中意思表示长期处于不真实、无法到达的状态，告知与真实的知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鸿沟”。
有形个体进入无人服务时代
社会是由繁杂多样的群体组成的，而个体是群体组成的最小单位。身份识别就是从群体中识别出具像的个体。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商业推广，群体的存在状态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在智媒时代，更有价值的是个体状态。只有准确识别个体的真实身份和具体需求，对应的智能服务才能真正展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研究者开始将“无人驾驶”的概念付诸具体的实践。以无人驾驶为代表的无人服务开始成为社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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